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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孙中山这个人   

2016-11-20 12:23:0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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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hustlms《孙中山这个人》
     龙应台 (进入专栏)  ;时间:2012年11月12日上午10时;地点:总统府三楼大礼堂;主讲人:文化部长龙应台

   大家早安,我从十八岁开始就有演讲机会,今天大概是有史以来,最特殊的一次,我看到“中枢”两个字就要晕倒了。

   马克吐温的写作里有个手法──当写到一个严肃到不行的场合,譬如今天这种场合,他就会让一只小土狗,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,突然奔跑到前面,把演讲的人撞一下,然后那份严肃就被瓦解了,我不知道今天我拿这严肃怎么办,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。

   我原来给的题目就是《一九一二》,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太大,三天三夜都讲不完,所以想缩小范围,谈《孙逸仙这个人》。更接近演讲日期的时候,觉得我真正要讲的,是那个时代的气氛,我也不是孙逸仙研究的专家,所以还是不要都以孙中山先生为主体,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观察,于是最后还是把题目改回《一九一二》。

   

列强瓜分的中国

   

   1912是甚么样的时代?第一个浮出的意像,可能就是,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。当时一个法国杂志所刊出的漫画,桌上有个大饼,写着“CHINE”,列强拿着刀分割这个饼。整个的十九世纪,是这样弱肉强食的时代。

   

   残酷的时代

   

   那是个非常残酷的时代。沈从文自传里头有段文章题目就叫作〈辛亥革命的一课〉。沈从文生于一九○二年,住在湖南的乡下,在一九一○年最混乱的时代,他还是七、八岁的小孩,从他的眼睛看出:当时满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员,但是到底谁是革命党呢?乡下官兵于是就抓人头充数,成千上万的,五花大绑的被抓去砍头,基本上都是乡下的农民。在沈从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约有一百多的农民被抓去河边砍头,砍到后来,人实在太多了,官兵就把成堆的农民抓去大王庙面前掷筊,如果丢出来的是两面都向上或一阴一阳的,就到“活”的这一边,如果两个都覆盖住,就被分去“死”的那边,等砍头。运气不好的农民掷完筊,也就乖乖地去排队等砍头。

   每一天在河边,都有很多的围观者去看砍头,所以他从小的数字学习,是从数尸体学来的。围观者嘻笑不已,有时围观的人太多了,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该杀谁不该杀,有的“该”被砍头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里,也就被当作路人给放了。

   一张奇特的邮票可以充分表达政局的不稳。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了,可是我们也都知道,十九世纪到廿世纪初的中国,海关和邮政全部由外国人主控。当时的邮政总办是一位法国人叫帛黎,当中华民国成立时,他非常不甘愿,不认同。邮票上面还是写着“大清邮政”,可是孙中山都已经在南京宣誓就职了,怎么办?他就在邮票的中间,印上了“临时中立”四个字。到了三月的时候,孙中山严重抗议,他才再加“中华民国”四个字。从一张小小的邮票里,就看得出一个动荡的时代。

   一九一二年前后,不只是军事动荡,不只是政治动荡,其实更是改风易俗、整个价值观在翻转的时代,服装、缠足、包括发型,剪辫子这件事情,都是严重的大事。

   

价值的翻转

   

   钱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。一九一○年,风声鹤唳,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时代要变了。有一天晚上,他睡不着,在他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书─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晚上去翻人家的枕头。他翻出来的书,你猜是怎样的一本书?是谭嗣同的《仁学》。谭嗣同这位前进的思想家的书,给钱穆这位十五、六岁的孩子看到了,钱穆最震动的是甚么呢?竟然是谭嗣同在《仁学》里头谈头发的部分。他把人依照发型来分,谭嗣同说,全发戴冠的,是中国人;把头发剃光的是印度人,把头发剪短的,是西方人;第四种,前面都刮光,后面留个猪尾巴的,叫做满州人。

   少年钱穆,那天晚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,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。问题是,他辫子才剪了,没几天要放假了,意思是说他要搭火车回家了,朋友就警告他说,你现在没有辫子,一上火车一定会被官兵抓起来被当成革命党给杀了。事情非常的危急,怎么办呢?没有辫子无法搭车,于是他就把剪下的辫子缝到瓜皮帽上,伪装辫子。在历史大转换的时代,一个小小的“脱线”很可能就送了性命。

   其实,钱穆不需要缝辫子,因为在一九一二年前后,已经出现“改良帽庄”,有现成的帽子加辫子的改良帽可以买了。那个时候,道士服突然贵了,因为很多人买道士服来穿,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辫子藏起来,可收可放,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还是革命军。

   一九一二年之后,守城门的革命军,到处抓留辫子的人,抓到就是咔擦一刀。那时候关于剪辫子的漫画特别多。价值的大翻转,辫子可以代表。

   我们讲到一九一一、一九一二年,就联想到革命、战争、动乱、割裂,彷佛没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。事实是这样的吗?譬如传染病,会因为革命而暂停爆发吗?

   

伍连德这个人

   

   一九一一年在东北爆发的鼠疫,死亡人数六万,是一场大规模的疫战。那个时候,东北的铁路,东清铁路是俄国的,南满铁路是日本的,然后从奉天到北京的,才是华人的,所以连治理权都是分开的。当有传染病的时候,成千上万的人潮从火车来往上下,传染病也迅速蔓延扩张。当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时候,哈尔滨是一天死一、两百人。当时医学的常识,大家以为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传人。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围里,北京派了一个人赶赴东北处理紧急疫情,这个人叫伍连德,马来西亚出生、剑桥医学院的毕业生。他赶到哈尔滨,经过解剖和观察,断言这是一个飞沫空气传染的肺鼠疫,是人对人直接的传染,因此它的严重度、传染速度,远超过人们,尤其是当时西方专家的认知。

   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,动用了三千名士兵、警察、医师、护士,投入防疫。借用了俄国铁路局一百廿辆列车,做为隔离医院。我们在SARS时也有经验,大家都要戴口罩,口罩怎么来的?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时,认定肺鼠疫是飞沫传染,因此他严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,当时就叫做“伍连德口罩”。一位法国专家不接受伍连德的判断,坚持不戴口罩进入疫区,没有几天就染病死亡,震惊了国际。

   冰原上堆积了两千两百具尸体,装在成千的薄棺内。伍连德说服了清廷,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:火化。他说服清廷“解剖”的医学必要,使得现代医学有了开始。当革命在南方动荡延烧的时候,伍连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的制度建立。

   辛亥革命到高潮时,伍连德的工作是否停顿下来?没有。他计划向英国募款,组一个红十字会,然后由他率队到辛亥革命的武汉前线去为伤兵治疗。他说,不管是清军或革命军,他想为两边的士兵裹伤。

   伍连德所做的事,基本上叫做不动如山。价值可以翻转,世界可以颠倒,革命可以席卷,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。

   

詹天佑这个人

   

   另外一个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。革命了,战争了,时代要换了,天要变了。在大动荡里,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摆?是的,很多原来的秩序都停摆了,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摆和替换。但是有些事情,不因革命或战争或改朝换代而停。詹天佑在1909年时完成了京张铁路,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铁路,途经八达岭,技术之艰难,当时也是举世惊诧的。

   之后詹天佑又成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,或称为总理。粤汉铁路从一八九六年核准动工,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,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。

   在一九一一年时情势非常不好的时候,詹天佑曾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对时局的忧虑。“广州正处于愤激的形势中,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,但是可能会有巨大的悔恨。”我们可以想象,一个以一生的投入推动国家基础建设的人,对于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中断和破坏,会非常忧虑。

   广州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地,当战争要在广州爆发时,詹天佑人在广州。几乎所有管铁路系统的人都逃难去,列车停驶了,甚至也开始发生抢劫。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里,詹天佑怎么做?他把所有粤汉铁路的主管找来,告诉大家革命就要爆发了,所有要离开的人都来跟我登记,我可以让你们走,但是每个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细节的移交。后来发生的情况是,当街头因革命而沸腾时,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粤汉铁路工作,始终是照常运行的。

   

孙逸仙这个人

   

   1912年5月17日,孙中山先生就到了广州,詹天佑以粤路公司经理的身份接待孙先生,这已经是1912年的5月。诸位熟悉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就知道,孙先生很快地就担任了全国铁路总监,他提出了要为中国建设20万公里的铁路,后来变成了我们的“建国方略”。“建国方略”提出的宏伟基础建设蓝图包括要在十年内为中国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,160万公里的公路。这个梦想距离现实有多远呢?一直到1949年,全中国的铁路系统加起来不到2万公里。到今天距离1912年一百年之后,现在的中国,真正营运的铁路里程是8万多公里。公路就远远超过了孙所擘划的,有360万公里。

   孙先生当时有一个澳洲的顾问叫作端纳。端纳在1912年6月底时,见了孙中山先生之后对他很不满意,给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澳洲记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写了一封私人信,发了一堆牢骚:“孙先生告诉我,他已经决定要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发展铁路,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,我就磨了他好一阵子,他最后拿出一张6英呎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,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狂妄极了,简直是个疯子,他完全的不切实际,对于他目前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。”

   这是端纳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。端纳说,“这幅地图包括西藏、蒙古,以及中国西部最偏远的地区,孙中山煞费苦心地用笔在各省及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条线,他用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着海岸的铁路线,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重山峻岭直达拉萨到西藏,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,又弯沿曲折的进入新疆到达蒙古。他画的另一条线是从上海经过四川到达西藏,还有一条经过戈壁边缘到达蒙古,他还画了许多从北到南、从西到东许多条线遍布全国,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,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,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怎么会这么愚蠢,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,他真的疯了。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,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与资金,他画的每一条线,即使是更多的线都有可能建成,可是问题在于他竟然会以为外国资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给他,在5到10年内把这条铁路建成。”

端纳接着写,然后孙中山就问他,“你认为外国资本家,会为此而投资吗?”端纳回答:“那要看什么条件。”孙中山说,“喔,我们可以给他们四十年铁路的使用权,不过期满时他们要将铁路无偿的还给我们,而且保证运行良好。”

  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BOT吗?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吗?

   端纳说,“我就告诉孙,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,否则即使在中国几个人口稠密的省份,修建最切合实际最有前途的铁路,恐怕也得不到外国的一分钱。”端纳总结说,“孙中山太幻想了,他幻想十年后中国满布的铁路,你想想看从越南的老街到中国云南的小铁路就花了八百万的英镑。凭良心讲,一条从云南要拉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?除了到世界屋脊,就是拉萨,去做夏季的游玩,或着供达赖喇嘛逃跑的时候提供方便,这条铁路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   这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澳洲顾问私底下的一个说法,有趣的是端纳提供了那么一个活泼的孙中山的侧写轮廓。1912,民国初始,孙中山对于政治的权力,可以放弃,但是对于建设中国的那个梦想,他紧紧的、紧紧的抓住,为之燃烧。从端纳的叙述里,你看到“孙逸仙这个人”,四十六岁的革命家,弯身趴在一张敞开的大地图上,拿着笔,从北到南,从西到东,画下他心中的建国蓝图。孙逸仙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梦想家。当端纳用轻佻的口气说:“铁路从云南去建到拉萨干什么?”一百年后,回头来看,是的,还真的就是要让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“夏季的游玩”!

   孙中山先生是个大梦想家,因为他所想象十年内要做的事情,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。你可以从负面去说,哇,他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。可是换个角度去看,我们是否也可以说,真神奇,他的梦想,竟然都是对的,只不过他的梦想太大、太早。他的梦想的实践所需时间,不是十年,是百年。但是他在地上画出的那个梦想的蓝图,后来的人用一百年的时间去验证,他的方向和愿景是伟大的。

   想象着趴在地图上的孙逸仙,我就开始思索,孙逸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梦想家,一个热情燃烧的梦想家的?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。那场英语演讲的题目是:我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?

   他是这么说的。二十出头的孙中山在香港读书,看见香港“秩序井然,建筑宏美,无有干扰,向往不已。”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,“每次回乡,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卫,时时留意防身之枪弹完好否?年复一年,情况俱如此,家乡与香港仅有50英哩之隔,唯两地政府何以差别如此?”香港社会秩序令他震撼不已。

   而二十岁的孙逸仙还不仅只是个梦想家,还是个行动者。他受到香港的影响,放假回到家乡,他召集了一批乡里年轻人动手挖石头,铺路,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个村子之间的几里路给铺起来。铺了一阵子后发现不行,做不下去了,有很多很多的障碍,他就去找县长。一个20岁的少年,非但不怕官,还会去找县官。这个县官也答应了要帮助铺路,但是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县官不见了,换了一个县官,他再去找这个接任的县官,发现接任县官对他置之不理。这个时候,孙中山发现这个县官是花了5万银子买来的官。20岁的少年才知道说,政府的管治原来是这样的。

   他在1923年演讲里说,有了这个认识之后,他就着手对政府做研究,发现在别国的政府当中,贪污是例外,廉洁是常态,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。在中国的官场,贪污是常态,廉洁是异态。孙逸仙刚开始以为,省城的情况会比较好,不料一到广州才知道它的腐败更严重。原来,“中国之官地位越高,贪污愈炽,最后到了北京,其腐败又千百倍于广州。”孙中山说,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底层县府竟然是中国最廉洁的政府机构。这样的震撼教育给了他一个信念:好政府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拯救。

   今天这场短短的演讲如果一定要有结论的话,那就是:孙逸仙是个大梦想家,可是他不是一个空的梦想家,因为他也是一个行动家。一个清朝的学生,会去铺路,会去找县官,然后希望有所突破,最后用革命行动来实践他的梦想。有人说,民国建立,如果孙中山真正的执政,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政者。也许,但是我想,大破的时候,需要的是目光远大、胸怀愿景、有气魄、有梦想的人。大立的时候,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,忍辱负重,有谋略、有毅力的,能静水深流的人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,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两种特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?

  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连德,是因为“伍连德这个人”在国家政治、军事动荡到极度的时候,他专心只做一件事,就是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给建立起来。今天之所以讲到“詹天佑这个人”是因为,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他如此笃定不移地坚守铁路的基础建设。在大破的时候,我们非常需要像孙逸仙先生这样的大梦想家,让你有一种气魄,敢于想象非常远的未来。在大立的时候,我们需要像詹天佑这种实践家坚毅执着。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、价值混乱的时候,可能要有像伍连德这样的人,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,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、最扎根、最长远的建设,以天崩地裂不变色的从容态度,一点一滴的做下去。

   

2012

   

   我们今天的台湾刚刚好距离一九一二年是一百年,孙逸仙这个人对于建立共和国的愿景,我们还在他的蓝图上往前走,台湾在意想不到的另一个空间,开展出自己的一条路来。今天这个时候,我们在政府的体系里工作的人,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,在大破和大立之间、价值混沌中觉得灰心,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碰到破和立之间幽晦不明的时候,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、长远的、有意义的事情,或许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一种笃定和从容,即使外在的环境忽明忽暗,众声喧哗不已,但是心里可以自信,对于时代、对于人民,有些基本的信念,是值得坚持的。

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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